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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首批技术调查官:法官身边的活“百科”
2017-12-22 09:52  王闲乐   来源:上观新闻 

  坐落在张江的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至今不过三年。它的法庭与别家法院的法庭不太一样,在审判席书记员边上多了一个位子,上面的席卡写着“技术调查官”五个大字。

  在法庭上,我们见过“法官”、“检察官”,这个“技术调查官”又是个什么官?

  他们为法官出具技术说明

  王传极第一次坐上这个位子是今年3月,那是一起网络抓包案件。在计算机术语中,“抓包”指的是将网络传输发送与接收的数据包进行截获、重发、编辑、转存等操作,这个过程可以用来检查网络安全,也是游戏作弊的常用手段。

  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比如说,最早的“抓包”行为发生在什么时间,数据库里哪些部分是被抓取的,被抓取的数据来自哪个网址等,均存在争议。于是,合议庭向技术调查室申请指派技术调查官参加案件审理。

  王传极本科读的是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研究生阶段读的是司法鉴定专业,这起案件正是他擅长的领域,因此被指派协助调查。王传极仔细研究了案件所涉的技术问题,但这还不够,有些细节问题必须当面询问当事人。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次出庭。

  这时,他刚从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下属的上海辰星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交流到法院。得知要出庭,王传极坦言“压力很大”。开庭那天,他早早来到办公室,穿上正装,仔细整理了下仪容,又翻了翻手中的阅卷记录,在心里默默将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复习了一遍。

  “就算这样,第一次坐上法庭还是很紧张。”王传极说,他甚至有些记不清自己当时具体问了哪些问题,只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

  庭审结束,技术调查官的工作还要继续。王传极用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撰写完成了技术审查意见书,就当事人争议的技术问题一一做了分析。“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王传极指着桌子上的一杯咖啡说,“我们要告诉法官这杯咖啡的含糖量是多少,至于它是苦还是甜,还是由合议庭来判断。”

  目前,像王传极这样的技术调查官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有12位,他们的技术背景涵盖了通信、化工、机械、电子等领域。

  2017年4月26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审理一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案件,该案在庭审过程中设置了勘验环节,由法院聘请的技术咨询专家主持现场勘验,当庭拆解涉案产品,发表勘验意见,并接受当事人对勘验意见的质证。

  让案件审理更高效

  二维码、解码器、存储器、比对器……在今年8月一起胡某诉摩拜公司“扫码解锁”技术专利侵权案中,庭审现场几乎成了一次“技术切磋”,由于技术事实复杂,合议庭由法官及专家陪审员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胡波组成,技术调查官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总工程师周涛参与。

  而在一起涉及化学催化剂的发明专利权属案件审理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大量前期实验记录。这些实验记录中有大量的化学分子式和相关实验数据。为此,应合议庭申请,技术调查室指派聘任的兼职技术调查官,上海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丽雅参加案件审理。她认真阅看相关证据后,对原告提供的实验记录进行梳理,提出了技术审查意见,使合议庭很快对案件做出了裁判。

  对于技术调查官,不少一线法官纷纷“点赞”。有了他们几乎是“随叫随到”的帮助,不仅可以厘清和解决技术争议焦点,辅助法官准确高效地查明技术事实,为案件的公正裁判打好基础,还可以大大提高庭审效率。

  事实上,出庭只是技术调查官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其中一项工作是提供技术咨询,有时法官在庭审中遇到技术问题,只需要在休庭时打电话给技术调查官,就能得到专业的解答。

  “据统计,以往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技术鉴定的案件,从受理到宣判平均耗时178天,而由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的案件,平均耗时仅为115天。”曾是一线法官,现在在技术调查室工作的寿仲良十分自豪,“技术调查官共参与审理案件89件,完成技术咨询和办理相关事务491件次,参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19件次,出庭120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30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出具的意见书全部被法官采纳。”

  2017年5月11日,常驻技术调查官王传极参与一起申请人达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和被申请人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涉案软件进行保全工作。

  帮助法官“防忽悠”

  和很多普通的案子一样,当事人有时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法院来提取证据。这时候,技术调查官又派上了大用场。

  今年5月,王传极在参与一起软件侵权案的诉前证据保全时遇到了“刁难”。当天上午,当承办法官和他一起抵达被告公司时,对方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但同时表示要等总经理回来,才能打开电脑查看相关软件。法官和王传极也没办法,只能等着。

  好不容易等来了总经理,王传极打开了第一台电脑,但电脑上并没有安装侵权软件。这时候,专业知识发挥了作用,他从电脑的缓存文件中发现了侵权软件的一些日志信息,而最近的记录就在一小时前。

  “承办法官和执行法官如果不是很了解计算机领域的专业知识,就很难找出软件卸载后残留的文件和信息,也就无法确认侵权软件的实际使用情况。”王传极介绍,许多知识产权案件中,技术与证据紧密相关。“为了防止有人临时篡改数据,给案件审理带来麻烦,我会提前和法官沟通,有时当庭要求从服务器上下载数据。”王传极说,而这些证据的固定对法官最终裁判十分关键。

  2017年7月5日,知产二庭杨韡法官、常驻技术调查官王传极(右二)和其他技术专家,共同对一起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涉案软件进行保全。

  “摸着石头过河”

  在国外,技术调查官早已有之,但在国内还属于新生事物,仅有北上广三地知识产权法院设置了技术调查室,且引入时间均在2015年之后。

  上海知产法院采取的是“兼职”与“交流”相结合的模式。上海知产法院技术调查室设立以来,技术调查官总体规模保持在10人以上,且每年都有交流的常驻人员,去年2人,今年1人。

  “我们现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技术调查室成立以来,所有参与者的心声。为使技术调查官有效开展工作,上海知产法院进行了积极探索,制定了《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工作规则》《技术调查官工作守则》《技术调查官参与庭审规则》《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等。“技术调查官制度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都很有意义。而且,这份工作本身很有意思。”王传极说。

  在今年9月公布的《关于上海市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框架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据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下一步将在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上继续探索,进一步充实这支法庭上的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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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三年来,三中院在跨行政区划审判改革方面作出了众多探索,成功审理了首例涉自贸区行政诉讼案、华兴新城拆迁政府信息公开案、福喜公司生产伪劣产品罪案等一批关注度高、影响大的案件。

  先来看一组数据(2015.1——2017.11):

  行政案件共受理2693件,其中,2017年1月至11月受理1127件,审结1123件。

  刑事案件共受理511件,其中,2017年1月至11月受理223件,审结206件。

  民商事案件共受理169件,其中,2017年1月至11月受理89件,审结82件。

  减刑假释案件共受理1031件,其中,2017年1月至11月受理220件,审结218件。

  对特殊类型案件实施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甚至避免可能存在的诉讼“主客场”问题。因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跨行政区划审判公正性、权威性也抱有较高期待。为此,三中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据悉,三中院在全国率先制定了《行政诉讼释明规则》,将立案释明拓展至立案、审前、判后等诉讼全流程,帮助当事人正确理解法律、行使权利,平衡诉讼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在关键的审理过程中,三中院还制定了《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定》《合议庭办案工作规定》《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定》,强化“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原则。同时,着力监督依法行政。积极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加强对瑕疵行政行为的纠正。据统计,三年来三中院共提出司法建议17份,全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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